二個房間在走廊拐角之后，門牌被一串淡紫色的假花遮住了半邊。方姐告訴他，家屬有時會覺得數字不吉利。
這間病房里住著一位四十九歲的女人。
她非常瘦。疾病讓她眼眶深陷，顴骨突出，枯瘦的手指仍然戴著結婚戒指——那是一枚很素的光圈黃金戒指，戒圈內側磨得發亮。她丈夫坐在窗邊幫她整理氧氣管，那個男人全程沒有說話，只是偶爾抬頭看看周遠山和他胸前的志愿者工牌，眼神里沒有排斥，也沒有期待，只有一種被長期照護磨光了所有情緒的安靜。
“你是來錄聲音的？”女人問，語氣很平淡。
“是的。您想錄給誰？”
“我兒子。他今年高考。”
她說這話的時候，周遠山第一次看到她的眼縫里泛起了一點點微光。那點光極其微弱，像星星在很遠很遠的地方轉動了一下。
她對著錄音器說了很久。不是那種斷斷續續的臨終囑托，而是一氣呵成的、完整的、像是已經在心里排練了無數遍的話。她告訴兒子冰箱里的速凍餃子一次要煮滿五分鐘，**的降壓藥每天早上要放在床頭，冬天出門前必須戴上她藏在衣柜左側第二格抽屜的那條灰圍巾。她還講了他小時候的很多事——兩歲那年第一次說完整的句子是“媽媽別走”，五歲那年畫了一張畫塞在她枕頭底下，畫上兩個人手拉手。
“媽沒什么本事，就是普通職工。但媽不怕死。媽就怕你以后想我的時候，想不起我的聲音。”
她的丈夫一直用右手指尖掐著自己左手虎口，在床邊的陰影里垂著頭。
周遠山走出病房的時候，方姐遞給他一杯溫水。他接過來，沒有喝，只是握在手里。塑料杯壁的溫度從掌心慢慢地傳到手腕。
“他們知道你在錄他們，”方姐說，“所以才說這么多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的手在抖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方姐沒有再說話，只是把他帶到了護士站的休息室。休息室很小，只有一把折疊椅和一盆養在一次性紙杯里的綠蘿。綠蘿在日光燈下長得很綠，藤蔓垂下一截，已經拖到了桌面。
周遠山坐在那把折疊椅上，把手機里的錄音文件整理了一下。錄音時間：四分三十秒。文件名：“媽媽別走。”